生命之歌

血书作证,把你的善心背起来

更新时间:2019-07-27 16:18:28

15岁的弟弟患了白血病

“弟弟病了,患了白血病。”1999年4月15日下午,得到这消息时,20岁的王新丽正在河南信阳市一家企业实习。她就读的河南信阳工业学校是一家中专学校,两个月后就要毕业了。

弟弟名叫王春雷,今年15岁,和妹妹王春风是一对双胞胎,现在老家项城市孙店镇一所中学读一年级。

“弟弟怎么会突然得了白血病?”王新丽火急火燎地赶回家里。到家后才知道,弟弟的病在项城市人民医院检查后,已被初步证实了。

“会不会是误诊?”看着弟弟一如往常的样子,王新丽把自己的疑问偷偷告诉了母亲崔秀英,“带弟弟去北京吧!那儿的诊断不会错!”

4月20日,母亲崔秀英带上了家里的几千元现金,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——北京是首都啊!更重要的是孩子的父亲王桂良在那里打工。

4月29日,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得出了诊断结果:王春雷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,俗称血癌。医生告诉王桂良夫妇:这种病要想根治,目前只有唯一一种办法——进行骨髓移植。但寻找到可供移植的骨髓源后,最少还需要15万元左右的手术费。

15万元是什么?父亲王桂良愣了,自己辛辛苦苦外出打工,每年赚的一点钱也只够3个孩子读书的费用,这个像山一样的数字从何而来?

然而,自己承受再大再重的压力,也不能让孩子知道。崔秀英告诉儿子:你身上出疹子了,先在医院住几天,你爸陪着你,我回去一趟,很快就来。

崔秀英精神恍惚地回到了河南老家,她要带两个女儿去北京验骨髓。

家里的钱已花完了,同样贫穷的乡亲们50、100的,几天内竟凑齐了几千元钱,母女3人再次来到了北京。

检验结果出来了,两个女儿的骨髓配型均合适,王春雷的双胞胎姐姐王春风的骨髓配型更为理想。

骨髓源有了,可那想都不敢想的15万元手术费怎么办?崔秀英一手揽住一个女儿,躲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抽泣不止。

不读书了,妈妈,我要去打工

希望有了,但却有一座山堵在希望和现实之间,无疑,这座山就是钱。

没钱了,真的是没钱了,那些善良的乡亲们连家里的十块八块都送来了,还能忍心向谁再张口吗?然而,不张口怎么办?眼看着儿子的生命一天天远去吗?一家人绝望了。

就在王家人欲哭无泪的时候,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场面出现了:和王桂良一起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项城老乡得知情况后来了,安徽的、四川的民工兄弟来了,他们的衣服破旧,一脸的灰尘,但他们把一月的血汗钱装在一只破布袋里送来了;孙店镇的全体父老一连3次捐款,项城市的有关领导3次捐款,他们熬红了双眼,坐着火车把钱送来了;在北京打工或已安家的项城籍人得到消息也来了,最多的一个人竟拿出了7000元,那是一个至今王家人也未打听到姓名和地址的大妈……

一笔笔善款支撑着王家人的信念,前后12天,各种捐款已接近4万元。还有一件事让王新丽刻骨铭心,那是一位蓬头垢面的叔叔送来的200元。事后才得知,那位叔叔也是项城人,一直在北京蹬三轮,出苦力,由于未挣到钱,竟从别人那儿借来了200块。那个人的名字叫王海洋。

有人捐款了,可钱还差得太多。崔秀英回到老家,卖了桌子,卖了凳子,卖了被子和那台17口寸的电视,空了,家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卖了,可钱还是不到手术费的三成。

“儿啊!妈没出息啊!连你的命也救不了,救不了你,我也不活了!”可怜的母亲情急之下,一头撞在墙上,昏死了过去。

王新丽是跟着母亲从北京回来的,见母亲如此,这个才20岁的姑娘不知如何是好,只是一把搂起妈妈,一边哭,一边不停地喊,她对弟弟的病也无可奈何。

许久,崔秀英醒了。哭肿了双眼的王新丽也作出了决定:不读书了,妈妈,我要打工挣钱。

“可你,很快就要毕业了,而且……”崔秀英知道,实习期间,孩子已联系了一家效益不错的企业。

“妈!我不读书了,我要去北京打工,能挣多少挣多少,给弟弟治病。”天真的姑娘想得很单纯;毕业上班后,每月最多能拿三五百元工资,去打工也许有机会挣大钱。

血书求救,我要弟弟活

1999年8月底,王新丽再次赶到了北京,简单的行囊里揣着自己的中专文凭,她要在北京找一份能挣大钱给弟弟治病的工作。

难,何等之难。当这个满腔希望的中专生一次次敲开公司企业的大门,又一次次无奈退出来时,她的心像心割一样的痛。她需要工作,为了弟弟她立刻就需要一份工作啊!可人才济济的首都,根本就没有她的落脚点。一天,两天……半个月过去了,揣着希望出去的王新丽换来的总是同一种结果——失望。

而此时的小春雷却无意中知道了自己的病情,再不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了,15岁的孩子整天不言不语,神情木讷。

9月15日,在又一次求职被人婉言拒绝出门后,王新丽将身上仅有的几元钱买了些水果,来到医院看望弟弟。

一进门,小春雷大叫了起来:“姐姐,我不想死啊!”说罢“哇”的一声大哭了起来,紧紧抱住了走到床边的姐姐。王新丽说,那一刻,我的心都碎了。

无论如何也要先找一份工作。王新丽藏好了毕业证书,偷偷跑到了父亲曾打工的工地上,“扑通”跪倒在一位叔叔面前,“叔叔,我要来干活,我弟弟不行了,我要弟弟活……”

工头破例收下了王新丽。为了弟弟,王新丽上班了,她的工作是粉刷墙壁,地点在北京城郊40公里的地方。于是,工地上多了一位学历最高的民工,但其他人从未听见这个瘦小的姑娘说过话,只看到她在不停挥动手臂干活。她需要钱。

一月后,王新丽领到了第一笔工资——400元。几个小时后,她赶到了医院——弟弟的病情加重了,已吃不了东西,说不出话。她要陪着他。

工作了,上班了,挣钱了,但却不是当初想的那样。“如果这样攒钱,弟弟迟早会死的。”王新丽一遍遍地想:怎么凑钱给弟弟治病?

冬天来了,北京冷得吓人,衣着单薄的王新丽手裂了,人黑了瘦了,但她还再想着那个问题:怎么凑钱救弟弟?谁若拿了钱给弟弟,我可以做牛做马报答……

想到了——1999年11月25日深夜,从半梦半醒中忽然醒来的王新丽坐了起来,借着工棚里的灯光写下了一封求救信:

亲爱的叔叔阿姨:

您好!

我叫王新丽,今年20岁,河南项城孙店镇祁桥村人,刚刚中专毕业。我的父母都是农民。

今年4月,弟弟不幸患了白血病,医生说要做骨髓移植手术。尽管我和妹妹都可以提供配型理想的骨髓,但15万元的手术费,彻底难倒了我们这个贫困的家。父母借遍了所有亲友,好心的乡亲也捐了钱,但一直未凑够手术费。弟弟生命危在旦夕……

……求您救救我可怜的弟弟吧!我不白要您的钱,真的,我只是向您借,只要您愿意帮助我,我会给您打一张借条,我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以担保,我只能以良心向您担保。您在我们一家走投无路的时候热心相助,我们一定忘不了您!……这钱,将来,我和妹妹、弟弟一定还上……相信我们,我宁愿打工一辈子也要把您的钱还上……我只能用自己的鲜血签下自己的名字向您保证……

写完信后,王新丽咬破了手指,用自己的鲜血在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又是一个希望啊,姐姐的鲜血能感动要夺走弟弟生命的死神吗?

15岁少年在姐姐的希望中死了

冷,更冷了,12月的北京天气似乎要凝固每个人的呼吸。可20岁的王新丽的心却滚烫,因为她剖开了一个姐姐的心向人们在呐喊。王新丽跪在路边,地上铺着那封用鲜血签名的求救信,她在等待最后一个奇迹,一个可能会挽救弟弟生命的奇迹出现。

一家媒体的记者出现了。

几天后,王新丽和她急等救助的弟弟的事情传遍了全国。

12月15日,王新丽接到了第一封信,来自河南郑州;

12月16日,王新丽收到了第一笔捐款,来自河南商业干校的“车健豪”;

12月21日王新丽收到最大的一笔捐款:1万元,来信人自称是一位母亲,这位善良的母亲留下的姓名、地址是假的;

王新丽收到最小的一笔捐款:10元,来自四川成都一个刚刚失去了儿子的父亲,儿子的死因是白血病;

王新丽收到的最沉重也最有意义的一笔捐款:50元,损款者是一位广东人,同样因患白血病住院,同样正在分分秒秒与死亡抗争。

安徽、山东、新疆、内蒙、东北……

军人、学生、农民、僧人、下岗工人……

老人、孩子、监狱在押犯人……

一封信、一句话、十元八元、三百五百元,每一天,北京304医院(王春雷病情确诊后转至该院)的那间病房里都会传出感谢声和哭声。

一个月不到的时间,各类社会捐款达到12万元。王新丽兑现了自己的诺言,每接一笔捐款,每接一封信,她都仔细地登记下来,然后给每位捐款的好心人回信,信中夹上一张借条。

然而,寄出去的借条很快又都被重新寄了回来,好心的人们回信的语气出乎意料地一致:我们只是在帮一个孩子,我们只是被一个姐姐感动,好好给弟弟治病,这钱不要你还。而有的回信则十分“气愤”:借条我撕了,不管我捐多少,我的心是真的,不要让我们不安。如果再寄借条来,就是一种侮辱。

一句句真情挚语感动着王新丽和家人,王新丽知道,不管这些好心人怎样拒绝借条,她一定会还。即使有的借条都退回来了,即使有人将借条撕了,她也不会忘。她说,那时我已决定,等弟弟病好了以后,我们姐妹3人,就是讨饭也要亲自登门感谢每一个好心人。

然而,如潮的爱心却最终未能扯住死神之手。

2000年1月底,就在王家人竭力筹借最后3万的手术费用时,王春雷的病情又一次恶化了,且并发了其他病症。近一个月后,病情总算暂时稳定了,可用于做骨髓移植手术的钱又花了近4万元。尽管捐款还在继续,但每天放化疗及各种药物治疗花去的钱也在不断增加。王家再一次陷入了绝境。

2000年3月,捐款全部花完了,王春雷已出现大脑异常,治疗已无任何意义了,况且也已无钱可治了。昏迷中的王春雷在父母和姐姐的陪伴下,于5月12日凌晨赶回了项城老家。临走前,在北京打工的项城老乡们送来了最后4000元。

5月15日晚9点44分,王春雷在母亲和两个姐姐撕心裂肺般的叫喊中痛苦而去。连儿子最后一面也未见到的父亲王桂良,此时正在几十里地外的朋友那里借钱。

奉还爱心,我要对我的誓言负责

13个月。王家人苦心期盼,竭尽所能也只是将王春雷的生命延续了13个月,王春雷走了,给他们留下的只有一本厚厚帐单和近10万元的欠款,还有46张借条。

王新丽辍学、打工、血书求助,但却没能挽回她最亲爱弟弟的生命。那46张沉甸甸的被退回来的借条,她知道自己目前已无力偿还,但她知道这些借条意义所在,那是无数个热心的人对弟弟的一种希望,对自己的一种信任。虽然弟弟在这众多希望中走了,可她不能忘了自己的诺言。

而就在这时,甘肃省的一位叫尚卫德的好心人的200元汇款到了。信中尚卫德很激动:我为你弟弟的不幸难过,为你救弟弟的真切情义感动……我们很困难,但我和你嫂子不约而同愿意从生活费中拿出这点钱……愿你弟弟的痛苦早日解除……

接到这封信时,王新丽哭了、王桂良夫妇哭了,在场的所有乡亲哭了。

“感谢你!好心的叔叔阿姨,真的感谢你,可你知道吗?我弟弟已经离开了人世……”流着泪,王新丽将汇款退了回去。

“当初需要捐款是为了弟弟,如今弟弟走了,已没有借钱的必要了,我不能再让好心人为我们家的事操心了。”采访中,王新丽说到此处,哽噎难言,一旁坐着的王桂良夫妇也一边点头,一边用手拭泪。

是啊!一个最朴素的希望——儿子活下来,都没能实现,钱对这个家来说还有意义吗?

儿子的死,将未到50岁的王桂良夫妇折磨得心力交瘁。偌大的一个家里,王新丽成了主心骨。为了撑起这个家,为了尽早地兑现自己的还款诺言,2000年6月底,在一位远房亲戚的帮助下,王新丽在几十里外的一所小学里找到了一份工作——临时教师,每月收入300元左右;父亲王桂良又外出打工了,要还帐,要撑这个家,他不能将所有担子让大女儿一个扛着。

2001年1月3日,记者赶到王新丽的家中。时至今日,一提及儿子和女儿的事,崔秀英仍不住掉泪:苦命的娃,苦命的姑娘啊!我们感谢那些好心人,这一辈子就是累断了骨头,我和家里人也会帮她了却心愿。

而21岁的王新丽,看起来却相对平静:我很爱我的弟弟,可我们没能救他。我的还款计划与弟弟的病能否治好无关。让我不安的是,我上班半年多来,每月都从工资中拿出一些的钱寄还给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,但每次又会被退回来。我写信对那些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说,让我良心好受一些吧!可他们就是没有人愿收钱。我感觉像是我当初欺骗了他们。一定会还钱,这可是我许下的诺言啊!说到此处,王新丽顿住了,眼泪终于夺眶而出。

记者一直看着这个经历了家庭大变的坚强姑娘,依然瘦弱,一脸风霜的痕迹,但她的执着和倔强使人震颤。

母亲还在不停地抽泣,王新丽默默无语,眼里深处闪烁着一种令人感动的坦诚。

当记者最终打破沉默,问及“若每一位捐款者都不接受她寄回去的钱怎么办”时,王新丽扭过脸,看着门外:他们如不接受,我会把他们曾经帮助过我的钱,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两倍、甚至数倍捐助给那些和弟弟同样需要帮助的人。叔叔,相信我,我说了我也做了。说话间王新丽站了起来,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汇款收据。汇款金额是10元。

“我拿不出太多的钱去帮助别人。这10元钱是寄往平顶山市一家医院的,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患白血病的年青人需要帮助。我昨天身上只有10元钱了,我希望他能挺过来……”

一瞬间,记者的眼角湿润了。10元钱,一个不值一提的数字,但这10元钱对于这个家,对于这个永远不忘诺言的姐姐来说意味着什么?这不就是一种最好的向“鲜血”证明的方式吗?

就像王新丽说的那样,或许她这一辈子能还完这笔钱,但她还不完这笔情。可她会让自己的妹妹,以及若干年后自己的家人永远不忘这件事,她要让这种比血还浓的亲情在自己的家庭里永远延续下去。

后续:截至发稿前,记者从项城市孙店镇政府得知,该镇有关领导考虑到王家的现实困难,已将王新丽安排到了镇教育所,很快就可以上班了;1月5日接到王新丽电话,她不久前又为省内的两位白血病人汇去了各20元的捐款。她说,每帮助一个人,心里都很幸福。

你觉得王新丽的行为令人敬佩吗?请将你的感受写成400-700字的稿件寄到本期新栏目“爱心互助营”(P65),这是一个心与心交流和互助的场所。欢迎你对主人公王新丽说说心里话,献上一份爱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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